律师事务所推动的艺术中心

在北京东三环国贸环球金融中心二层,阿根廷艺术家阿马利娅•乌尔曼(Amalia Ulman)的展览“优越”正在金杜艺术中心展出,她将一个微缩的办公室搬入到这个象征着光鲜与成功的写字楼之中,探讨女性在工作与私人生活中的生理身份与社会身份的共存与矛盾。

金杜艺术中心由金杜律师事务所与金杜艺术基金会创立,于2016年10月20日正式开幕。这里不仅有国内外当代艺术家的展览,也有面向大众的讲座、论坛等艺术教育活动。

由于中国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公司或财团推动建立的私人美术馆在中国方兴未艾。根据Larry’s List与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共同于2016年1月推出的《私人美术馆调研报告》,在城市排行榜上,北京凭借其九家私人美术馆位居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首尔;拥有四家私人美术馆的上海位居全世界第九。

这些私人美术馆大部分是纯藏家设立的,通过私人收藏与民众有更直接的接触,并且用更个人化的、区别于传统美术馆的方式去诠释艺术。比如王中军的松美术馆,或林瀚、雷宛莹(晚晚)夫妇与黄勖夫共同创立的木木美术馆。部分美术馆或艺术中心在某些程度上又会与商业地产联姻,资本将艺术机构和城市区域空间联动,产生文化影响力,同时又可以为地产本身增加文化附加值。比如,专注于金融投资与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证大集团于2005年创建的证大现代美术馆,在2009年9月改名为喜马拉雅美术馆,更名不仅配合喜玛拉雅中心,促进了这一大浦东人文核心板块的建设,同时也试图脱离证大集团本身的印记,在他们发展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独立性。

律师事务所推动的艺术中心

与这些艺术机构相比,金杜艺术中心选择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尽管他们背后也有着金杜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大部分基金会的模式,即在空间内永久展出基金会收藏的部分作品。同时,在选址、运营与展览的选择上,也与其他艺术中心有所不同。金杜艺术中心艺术总监、艺术史学家张宇凌介绍说:金杜艺术中心希望借助赞助人或赞助商举办多样的文化活动,发展与商业画廊或艺术家不同的合作方式,同时面对其目标群体——白领与金领,传播艺术教育。她希望在金杜律师事务所与金杜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下寻求艺术诉求与公司发展之间的平衡。

这种由财团或公司基金会设立的艺术机构的新模式在这几年逐渐从欧美借鉴到中国来。其实在当年,现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国际合伙人之一李景汉就曾经开办过北京的“四合苑”与上海“外滩三号”这两家商业画廊。但是这一次,作为金杜艺术基金会的董事之一,也是他在艺术赞助人生涯中的一种多元化延伸。这种背靠艺术基金会的模式在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例如隶属历峰集团(Richemont Group)的位于法国巴黎的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与意大利位于普拉达集团(Prada S.p.A)旗下的普拉达基金会(Fondazione Prada)。

而在这些案例之中,值得一提的是路威酩轩集团在巴黎十六区布洛涅森林中建起的路易威登基金会(Fondation Louis Vuitton)。这座规划于2006年,由当代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玻璃结构后现代建筑在建设过程中就面临着许多的争议,例如对于环境与城市规划层面的质疑。尽管面临着这些压力,路易威登基金会仍在2014年10月27日开幕,在开幕典礼上,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致辞:“在这里建造的不仅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人性的一部分,它向我们展示了在天赋与希望的驱动下,梦想也可以变成现实。”这段发言肯定了路易威登基金会的文化价值,这个机构也在这几年一举成为法国巴黎的地标性建筑物之一。但这个梦究竟是路威酩轩集团董事长贝尔纳•阿尔诺(Bernard Arnault)为全世界人民编织的艺术之梦,还是他个人财富增值之梦?近几年,当时建设基金会的财报被披露,曾经预算1亿欧元的建设费用,之后的财报显示其实共支出8亿欧元,而根据2003年当时的法国文化与通信部长让-雅克•阿亚贡(Jean-Jacques Aillagon)颁布的《赞助人,非盈利协会与基金会法案》(又称“阿亚贡法案”)的规定,公司向艺术基金会支出金额中的60%之后可以变成公司的税务减免,也就是说这次路易威登基金会的建造为路威酩轩集团减免了高达4.8亿欧元的税额。因此,大型基金会的投入在法国的文化福利下不仅让艺术服务于大众,似乎艺术这个词在阿尔诺手下又成为了减税的艺术,无疑是路威酩轩集团下的一手“双赢”的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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